当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于2007年将安非他明列入禁药清单后，许多运动员开始寻找漏洞，他们将目光集中到所谓的“治疗用药豁免权”，即豁免使用违禁药物的一个合法医学解释。
在安非他明被禁用之前，28名球员得到豁免治疗注意力缺陷障碍，禁令生效后，103名球员获得许可，一夜之间，患有注意力缺陷症状的职业棒球运动员的人数飙升。
10年前的这一幕仍然是竞技体育反兴奋剂工作中的一个生动案例。而在2016年的9月，另一件吸引人们眼球的事件发生，来自俄罗斯的网络黑客组织，通过技术手段侵入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数据库，他们在保密的医疗档案资料库中发现，很多著名的美国运动员具有“治疗用药豁免权”，而此类情况却不为人知。
美国网球名将威廉姆斯姐妹和体操名将拜尔斯的用药豁免纪录被该黑客组织公布在其网站上——这份医疗档案显示，大威廉姆斯于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获准服用含泼尼松、氢化泼尼松、曲安奈德、福莫特罗的药物，小威于2010年、2014年、2015年获准服用羟考酮、氢吗啡酮、泼尼松、氢化泼尼松、甲泼尼龙等成分的药物，而拜尔斯则在2012年、2013年、2014年获准服用安非他明。
此后，该黑客组织再次公布了最新资料，包括另外10名美国选手以及德国、丹麦、波兰的运动员获得“治疗用药豁免权”。其中，里约奥运会女子网球双打冠军桑兹名列其中。
黑客曝光的这些资料给体育官员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该如何确定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是出于治疗目的还是用来提高运动成绩呢？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总干事奥利弗（OlivierNiggli）认为，确定是出于治疗目的还是提高运动成绩的分界点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会努力采取防范措施。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2016年列出了300种违禁物质，范围非常广泛，从酒精到合成代谢类固醇，包括通常用于治疗哮喘、疼痛和注意力障碍的药物。许多违禁物质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使用，而有些违禁物质仅限定在比赛期不能使用。
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的基本标准是，必须是不可替代、非禁用药物，能够解决运动员身体状况。单项体育组织会审查选手提出的申请以及诊断、病史、症状和用药时间，在作出决定时会与运动员所在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合作。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涉及豁免的违禁物质的规定是，允许一次性豁免治疗慢性病如注意力缺陷障碍的最长时间为4年。
目前，摆在体育官员面前有两个问题，谁来监管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权”审批过程？谁来跟踪获批运动员用药情况？规则已经出现了漏洞，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到了该修补自身漏洞的时候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